章锡琛:“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出版家”澳门新

练习生进入开明之后,一般都会从最基本的岗位做起。莫志恒被开明创始人章锡琛挑选进入出版部,学习管图版,就是把当年印刷用的纸型打成之后,书版上拆下来的铜锌版编上号码,打份印样贴起来做出索引。这份工作枯燥又要十分细心,很磨练年轻人的性子。陈天昌入社后,前两个月是在四马路的书店门市部做实习店员,和读者打交道、整理书架、上架新书等。之后,他被调去发行所做邮购工作,每天上午拆信、查卡、记账、复信,下午配书、打包、邮寄。又干了七个月,他被调去书店的总管理处生产部,给生产部主任顾均正做助手,做些事务性的秘书工作。不久,他被调入科技编辑室,一边做校对,一边帮助编辑们做些查对和修订重版书的工作。经过这一年多的岗位流传,他对书店的整个流程基本了然于心。

在此期间,他主导并促成了他亲手创办的开明书店,在众多国民党统治区的出版机构中脱颖而出,全国第一家实现公私合营。

装帧设计艺术家的莫志恒回忆,1931年7、8月间,开明书店在上海《申报》登出广告招考练习生。那时他只有24岁,蛰居在浙东乡下,有一天进城去图书馆偶尔看到这条广告,就立即回家把履历表填好寄出。不久,他赶往上海应考,记得报考的有四五十人。监考人是开明书店的名编辑之一、科普作家顾均正。语文测试题多半是开明书店的杂志《中学生》上的,他因为长期订阅,所以答得很顺利。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老编辑、科普作家陈天昌则是1950年应考开明实习员的,当他一个人走进口试考场,只见坐了一圈经理、协理、襄理和编辑部负责人等,总共十多位。提问的主考官是历史学家周予同,他那时候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兼开明书店的襄理。

开明书店同时也是一家给作者、读者留下“高尚”、“正派”、“严肃”、“光辉”形象的出版机构,其专注于“青少年学生读物”细分市场、苛求图书质量、讲究装帧设计、追求精细化管理等等特点,都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开明的学者先生还会从各自不同角度对练习生的处事和为学之道给予指导,文史专家傅彬然曾给练习生赠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王安石的话,鼓励年轻人要追求真理、勇往直前、不惧权威。章锡琛看了这句赠言,写了另外一句“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句话来自《论语》。他认为对于年轻的练习生来说,思想都没有成熟,还在学习阶段,要学会接受自然规律,这是“畏天命”;要听从导师的教导,这是“畏大人”,要听从真理,这是“畏圣人之言”。虽然傅和章二人的教诲看起来矛盾,细细品味,却又符合教育的辨证思维。叶圣陶则勉励练习生要心系国家安危,要有民族气节和正义感。他在1936年还发表一篇短篇小说《一个练习生》,截取了一位书店练习生在“一二·九”运动期间参加上海市民反帝大游行的片段。人物原型和生活场景,应该主要取材于开明的练习生群体。

章锡琛(1889-1969),字雪村,浙江绍兴人。民国时期出版机构开明书店的创始人,著名出版家。

练习生进入编校培养周期,就会领略老开明的一个工作机制“编校合一”。开明书店没有设专门的校对科,校对人员都是分散到各个编辑室,与编辑在一起工作,二三十人都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办公。开明实行编校合一,编辑和校对既有严格分工,即编辑对书稿的内容和质量负全责,校对对原稿负责,同时也有交叉合作。编辑要分看一部分校样、掌握校对技能,在校对力量不够、校样积压的时候,编辑也能“顶”上去干,缩短每一个校次的时日,保证出版时间。而一些资深的校对人员也会分到一些书稿,提出初审意见。双方遇到一些疑难问题,可以就近切磋、商量,大大节省了工作过程中来回周转的时间。“编校合一”的这种机制,对于年轻人成长很有好处。练习生一般都是从校对干起,可能他的邻桌就是夏丏尊、叶圣陶、章锡琛、顾均正这样学问深厚的“老先生”,随时可以请教。他们在校对之余,也会做一些助理编辑的工作,熟悉编辑业务。当他们逐渐参与一定的审稿、编稿工作,同时加强文化基础进修后,有的就会陆续转到编辑岗位上去。如叶至善、周振甫、欧阳文彬、陈天昌等后来赫赫有名的编辑,都是从开明的校对练习生干起的。

从资本总额来看,开明书店成立时才5万元,1930年增资5万元,1931年增资10万元,1933年增资5万元,1936年因经营状况良好而第四次增资5万元,合计股本达30万元;

不同寻常的练习生

1909年,章锡琛毕业于绍兴山会师范学堂,后任中小学教师。1912年进入出版界,担任《东方杂志》编辑,并从此供职上海商务印书馆长达十五年。

悉心培养“子弟兵”

1943年12月15日,他和夏丏尊等39名上海文化界人士一起,被日本宪兵逮捕。面对日寇凶焰,他不为利诱所动,不为威武所屈,保持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坚贞气节。

1949年之后,开明书店“公私合营”迁往北京,并于1953年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有人统计过,在新中国出版事业刚刚起步阶段,开明书店在编辑、印制和发行领域都贡献了为数众多的人才,这不仅仅指那些早已成名的开明学者,也包括开明自己培养起来的一大批中青年骨干,他们都曾受益于开明的练习生培养体制。

他还着手起草了《著作权暂行法》及其《细则》,翻译引进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著作稿酬之决定》、《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文艺著作物稿酬之决定》、《书籍出版事业的组织和经营》等,负责撰写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中国出版》条目,参加了《资治通鉴》的校点工作。

其实,民国各大出版社有练习生制度由来已久。出版家、社会活动家胡愈之18岁进入商务印书馆理化部做练习生,他利用6小时工作之余,每天钻进商务编译所的图书馆涵芬楼读书,最后自学成才。其他像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出版机构,都曾招考过和培养过练习生。只是,一般大书局对于这些文化程度不高、家庭环境贫寒的“练习生”更多还是视同为传统手工业时代的“学徒”,能否学艺出师都靠个人造化。至于对练习生进行有计划、有意识的训练、补习文化、轮岗实践、职业规划等培养机制,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开明书店运作得最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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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基础的岗位磨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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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开明书店招考练习生公开登报,向全国广而告之,根据履历表筛选出一部分人,在笔试一轮选出面试的,主持面试把关的都是社内级别很高的学者。陈天昌说,他那一批报考的有几百人,后来只录取了5个人。

[以上内容选自《中国出版家·章锡琛》(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章雪峰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

开明的这些着名学者大都没有什么显赫学历,很少有人上过大学,几乎都是自学成才。他们走过一段曲折摸索的求学求知路,也大都做过中小学教师,所以他们懂得教育,也深深知道贫寒子弟求学不易、生存不易。开明学者们的成才观和教育观高度一致,他们认为学校并非是接受教育的唯一场所,一个人成才与否也并不看他是否考上了大学。叶圣陶的两个儿子叶至善、叶至诚,王伯祥的几个女儿王清华、王汉华,章锡琛的儿子章士敭等人都是中等文化程度,很年轻就进入开明书店做练习生,在这所特殊的“学校”里边工作、边学习、边成长。无论对于自己的亲属子弟,还是对于招考录用的年轻人,开明书店的前辈们都是一视同仁的爱护,传帮带,教做事、教做人,传承“朴实而无华,求进勿欲锐。但愿文教敷,遑顾心力瘁”的开明风气。

在“青少年学生读物”方面,该书店的中小学课本发行量大,经久不衰,《开明英文读本》、《爱的教育》、《开明活页文选》更是三本超级畅销书,被誉为开明书店的“吃饭书”;

为了系统提高练习生的文化程度,开明还利用店内教育学者众多的优势,为他们开设补习夜校。开明三十年代初的练习生金云江回忆说,“由于章锡琛等先生的艰苦创业,也给我们许多穷孩子提供了一个就业的机会。当有人介绍我到开明书店当练习生,白天工作,晚上还组织补习班,我就表示很愿意。”补习班既学习语文、数学,还学习英语,课本用的就是开明版林语堂编着的《开明英文读本》。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这批一边工作一边补习的开明练习生已经有三十人之多,一批小青年在书店里受到关心、爱护和培养,被人称之为开明的“子弟兵”。

抗战胜利后,他和叶圣陶一起,按照周恩来同志对于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工作的布局,在兵凶战危的情况下,苦撑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的经营危局,坚守待变,直至全国解放。

至今健在的开明老人欧阳文彬女士,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入开明也是二十刚出头,因为战乱失学,文化程度不高。负责带她的是学者型出版家徐调孚。徐先生把她安排到推广科,也就是广告科。徐调孚说了一句“广告也是学问”,她不以为然。她的第一项工作是给新书写内容介绍,徐调孚要求她用简明的文字概括全书内容和特色,而且要实事求是。开始她认为书籍广告是为了拉生意,多说好话无可厚非,不想调孚先生一见套话就打回票。他说,书籍不是一般的商品,广告应该帮助读者了解书的内容,套话对读者毫无帮助。随后,给她一些自己设计的广告词,让她揣摩,不断试笔。就这样,欧阳文彬在推广科磨练了将近一年。

1921年1月,章锡琛被商务印书馆高层看中,开始主编《妇女杂志》。在他的主持下,《妇女杂志》从第七卷第一号开始,开始了该杂志脱胎换骨的“新文化自由主义、妇女主义”高潮时期。在章锡琛主编的五年内,杂志销量大增,读者“由二三千增加到一万多人”。与此同时,章锡琛还同时负责编辑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现代妇女》和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

以办校态度做书店

是为前言。

在民国的上海出版界,开明书店的练习生培养好似出版人才的“青训营”,经历过的人都很有底气地说“鄙人是开明练习生出身”。

新文学出版物中,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等,均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作品;

开明书店的练习生培养体制与其经营之道和价值理念完全一致。开明书店独立存在的27年,一直是一个中小型出版机构,服务对象就瞄准青少年群体。开明版的中小学教材,《中学生》《开明少年》等杂志,在民国出版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以夏丏尊、章锡琛、叶圣陶等为核心的开明学者群,一直是以办学校的态度来做出版的,针对当时青少年普遍失学、彷徨无助的现状,他们提出口号:“让他们来做开明的学生——书店的主要读者吧!”对于普通青年读者如此,对于身边的年轻练习生则更是关爱有加。

章锡琛为人谦虚、亲和,颇有“功成不居的气度”。开明书店虽由他一手创办,但在二十七年里,他真正担任一把手总经理的时间,却只有不到六年的时间。这在当时的民国出版机构中,是比较少有的特例。之所以造成这个特例,与章锡琛上述的个人性格和气质有关。

由此看来,开明对于练习生最初入职,安排的尽管都是最基础的岗位,却有深意,让新人尽快熟悉书业流程,磨练性格,灌输书店“开明风”的文化。同时,安排有经验的前辈、学者进行辅导。在此过程中,书店也会考察练习生的人品性情、才具禀赋,逐步明确培养方向。有的练习生灵活圆通、办事妥帖周密,适合培养为书店行政管理人才,如三四十年代全国不少开明分店的经理都是从练习生培养、提拔上来的。还有的练习生则培养为不同方向的编辑人才,如章锡琛发现莫志恒有一定的绘画天赋和基础,就教他设计书籍封面插图,提拔他为美术设计员,不断地给他装帧设计的实践机会。当后来开明的金牌设计师钱君匋离职、丰子恺患眼疾,章锡琛和店方大胆启用年轻的莫志恒,成为主力装帧设计师。而像欧阳文彬、陈天昌这样有一定文字潜力的青年,书店则会把他们培养成为编校方面的专门人才。

1927年4月12日,就在开明书店所在的上海宝山路,章锡琛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反对派发动的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场面,看到了工人纠察队、普通居民群众被反动派军队殴打、屠杀的惨状,“禁不住愤火中烧,对共产党抱深切的同情”。

从出书规模来看,开明书店在1934年新出图书达到了95种,1935年是107种,1936年是93种。而在开明书店存在过的27年里,其年平均新出图书品种也只有55种,因此开明书店在1934—1936年出现了连续三年的高速增长。虽然这样的高速增长为时短暂,转眼就被1937年的抗日战争打断了。

古籍类图书中,先后出版的《辞通》、《六十种曲》、《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十三经索引》等获得读者和同业的好评;

1926年1月,迫于生计的章锡琛在朋友们的支持下,创办了《新女性》杂志。同年8月1日,章锡琛又在《新女性》杂志的基础上,在胡愈之、夏丏尊、丰子恺、郑振铎、周建人等朋友的帮助下,在上海宝山路宝山里60号创办了开明书店。

章锡琛一生,生于晚清,长于民国,逝于新中国,经历了中国天翻地覆的三个时代。

章锡琛执掌开明书店近27年之久,给读者们留下了一大批高品位、重量级的图书出版物:

章锡琛也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出版家”。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时,他以“文学研究会”、“妇女研究会”代表的名义,参加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站在反帝斗争前列,积极声援爱国群众运动。

他不仅为这部书出了力,还出了钱。《海上述林》购买铅材的资金,即由开明书店编辑所同人捐助,“开明书店的叶圣陶、徐调孚、章锡琛、宋云彬、夏丏尊,为出版《海上述林》各认捐十元;王伯祥、丁尧先各认捐五元”。《海上述林》最终得以赶在鲁迅生前出版,章锡琛功不可没。

1947年,章锡琛曾发表文章,谦称自己是“一个最平凡的人”。其实,这位中国出版家,有着自己不平凡的人生。

章锡琛创办的开明书店,是民国时期中国出版业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型出版机构之一,其规模仅次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

在《东方杂志》的九年里,章锡琛受到了编辑业务的基本训练,完成了人脉资源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后来独立主编杂志、策划图书选题、创办开明书店的坚实基础。

1925年1月,章锡琛、周建人推出了《妇女杂志》第十一卷第一号“新性道德号”,讨论性道德。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争议,同时还引发了他们与北京大学教授陈大齐的公开论争事件。此事也最终导致了章锡琛被商务印书馆辞退。

4月13日,章锡琛抱着义愤在报上发表“青天白日满地红,白日青天杀劳工”的打油诗。4月14日,章锡琛与胡愈之、郑振铎、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冯次行联名写信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并在15日的上海《商报》上公开发表,率先向社会揭露事实真相,被周恩来誉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壮举”。

章锡琛学术精湛,著译有《文学概论》、《文史通义》(选注)、《马氏文通校注》、《助字辨略》(校注),还有散见于《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妇女周刊》、《现代妇女周刊》、《新女性》、《一般》、《开明》、《中学生》等报刊上的著译文章近7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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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至1937年十年“文化围剿”时期,章锡琛接受鲁迅嘱托,饱含对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的同情和景仰,冒险在自己直接管辖的美成印刷所秘密排印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

新中国成立后,章锡琛受邀赴北京出任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处长、专员,后调任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副总编辑。

特别是在章锡琛亲自担任开明书店总经理的1934-1936年,开明书店达到了自己的高峰年代,他本人也在这三年里达到了个人作为出版家的职业顶峰。

开明书店的科普读物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如顾均正的《科学趣味》、周建人的《花鸟鱼虫》、高士其的《细菌与人》、贾祖璋的《生物素描》、索非的《疾病图书馆》等;

抗日战争时期,章锡琛一手创办的开明书店在“八·一三”事变中,被日军几乎完全炸毁,而他本人也被迫滞留于日军占领的上海。在此期间,他一方面抵制日本侵略者的文化侵略,另一方面积极利用各种条件,支援大后方出版进步书刊。

开明书店的杂志也办得相当出色,其中尤以1930年创刊至今仍在出版的《中学生》为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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