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主要注本【澳门新葡亰网址大全】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长编》的撰集也很有必要。明人陈继儒云:“以一人言《诗》,不若以众人言《诗》。《诗》至《注疏》而汉唐具矣,《大全》而宋具矣。”卫湜《礼记集说》汇辑卫氏以前诸家之说,堪称“渊海”。宋以后数百年来,着述迭出,于是有清杭世骏《续礼记集说》。杭世骏之后,又二三百年,今《长编》出,汇录孙希旦《集解》、王引之《述闻》、朱彬《训纂》、郭嵩焘《质疑》,继卫、杭之事业,萃礼书之英华,可谓金声玉振,大有造于学矣。

清代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十五云:

《曲礼注疏长编》之经、注、疏、释文,以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的阮刻本《附释音礼记注疏》为底本,以脚注形式保留阮刻本所附校勘记,比较好地保证了底本的完整信息。《长编》对汇录的十三种着作施以新式标点,可以看作是对各个文本的一次学术性整理。其中,如卫湜《集说》、吴澄《纂言》、郝敬《通解》、纳喇性德《补正》、江永《择言》、甘汝来等《义疏》、杭世骏《集说》,目前皆未见整理本。这当中的任何一种,整理工作绝非易事,合起来整理就更为艰巨了。仅此一条,已是不容忽视的学术成果。至于已有整理的,《长编》亦存订正之功。陈澔《集说》“毋不敬,则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俨若思,则正颜色,斯近信矣;安定辞,则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其中“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三句出自《论语·泰伯》。《长编》均加引号,而这之前的整理本似未虑及。古籍整理的质量表现在细部处理的精到,这就是很好的例子。《长编》所汇集的十三种着述,学礼堂师生切磋琢磨,匪朝伊夕,多被做成博、硕专题论文,其遴选抉择之间的独到见解,也是值得慢慢体会的。

元代陈澔《陈氏礼记集说》

这项特设的体例,既体现了三礼馆臣在处理上的谨慎态度,也显示了《大学》、《中庸》地位的特殊。《礼记义疏》一面不遗古本之源,一面特尊朱子之义,此乃两全其美的折中之举——为了让《大学》、《中庸》重返《礼记》,《义疏》编者在理由说明上确实花费了不少心思与辞墨。《大学》、《中庸》作为《四书》行世已久,影响深远,故恢复二篇入《礼记》自然要慎之又慎。《义疏》收录汉唐以来诸家学说,惟说之是者从之,至于义理之指归,则一奉程朱之说为圭臬。《四库总目提要》对《义疏》恢复《大学》、《中庸》之举,评价甚高:

《曲礼注疏长编》是王锷教授主持的《礼记注疏长编》的一部分。《礼记注疏长编》,文已基本就绪,则全部成果次第问世,指日可待矣。

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最通用)

吴澄、陈澔皆为理学家,其言行出于必然。元仁宗皇庆、延祐年间恢复科举,《四书》成为朝廷取士的必读教科书,进一步提升并确立了《大学》、《中庸》的权威性及程朱诸经注释的地位。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则以《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尚书》、《毛诗》、《周礼》、《仪礼》、《春秋》三传、《礼记》为十一经。《大学》、《中庸》与诸经并列,在元代的地位之高可想而知。

《长编》的系统、丰富,我们举一例。《曲礼》“大夫、士出入君门,由闑右,不践阈”,《长编》在注、疏以下,摘录了卫湜《集说》、吴澄《纂言》、陈澔《集说》、郝敬《通解》、甘汝来等《义疏》、杭世骏《集说》、孙希旦《集解》、王引之《述闻》、朱彬《训纂》、郭嵩焘《质疑》十家着述。又卫湜《集说》摘引郑玄、《孔疏》、马睎孟、陈祥道、戴溪五家之说。吴澄《纂言》摘引郑玄、《孔疏》、马睎孟、陈祥道四家之说。甘汝来等《义疏》摘引郑玄、《孔疏》、陈祥道、马睎孟、朱熹、陈澔、陈栎、饶鲁、汤道衡、姚际恒、姜兆锡、任启运十二家之说。孙希旦《集解》、王引之《述闻》、郭嵩焘《质疑》摘引郑玄、《孔疏》两家之说。朱彬《训纂》摘引郑玄、《孔疏》、刘台拱三家之说。诸家之中,《孔疏》、陈澔《集说》、郝敬《通解》、甘汝来等《义疏》、孙希旦《集解》、王引之《述闻》、郭嵩焘《质疑》皆自有按断,余者惟摘引群言以申观点。细绎之,陈祥道、马睎孟、朱熹、吴澄、陈澔、陈栎、姚际恒、孙希旦、姜兆锡、任启运、郭嵩焘基本遵从《孔疏》,皆释为“门以向堂为正,右在东也。主人位在门东,客位在门西。大夫、士是臣,皆统于君,不敢自由,故出入君门,恒从闑东”。而饶鲁、郝敬、汤道衡却以为“君出入皆由左,大夫避君出入,故言右”。前者以为君主从闑右进入,大夫、士由君主统摄,随同一起从闑右进门。相反,后者以为君主从闑左进入,大夫、士为显尊卑之别,便从闑右进入。王引之不赞同《孔疏》“门以向堂为正,右在东”,认为门中之闑,应当以东为左,以西为右,经文“闑右”误,当作“闑左”,言君主与大夫、士从闑左,即东边进入。借助《长编》,我们可以了解到《曲礼》“大夫、士出入君门,由闑右,不践阈”一节的二十余家注解,包括现已亡佚的马睎孟《礼记解》、陈祥道《礼记讲义》、陈栎《礼记集义》。可以认识诸家注解之间的承传与驳辩,如吴澄《纂言》参考了卫湜《集说》,王引之对前人见解多有驳辩,郭嵩焘又不赞同王引之的说法。还可以通过分析诸家之说,大致得出历代经文注解的几种观点,形成一个小专题的综括性研究。一个个小专题的综括性研究,就汇成了《礼记》整体的综括性成果,宏纲细目,有条而不紊,汇集众说,纲举而目张。手此一编,既省翻检之劳,更有揽要之便,确是治礼学不可少之作。

清代江永撰《礼记训义择言》

割礼传之《大学》、《中庸》两篇而孤行之,盖由视礼为粗迹,而别求性与天道不可闻之微,以为上达,至使“慎独”、“未发”纷纷聚讼,岂知“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恐非粗迹所能臻者!《大学》之修、齐、治、平,《中庸》直至参赞、位育、无声无臭,亦只形容礼之至极尔。今欲割去本原,别寻妙几,何其不入于释氏也!

王锷教授,礼学名家,近成《曲礼注疏长编》,由广陵书社出版,精装四册,一百二十余万言,诚为礼学研究的又一部佳作。

澳门新葡亰网址大全 1

绪言

《曲礼注疏长编》,王锷编纂,广陵书社2018年12月第一版,480.00元

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

凡此二篇,今既专行,为学者之通习,而必归之于《记》中者,盖欲使五经之各为全书,以见圣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学》、《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异视也。

长编为着作之一体,远可溯至司马光《资治通鉴长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近则有郭沫若《管子集校》、游国恩《楚辞注疏长编》和王仲荦《宋书校勘记长编》。《管子集校》以清人戴望《管子校正》为基础,经许维遹、闻一多等人之手,最终总成于郭沫若。引用诸家着述四十余种,有释有校。《楚辞注疏长编》原拟作八编,后仅成《离骚纂义》《天问纂义》两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游先生执教山大,已有辑成长编之初意。今见丁伯弢致王献唐书信云“《楚词中正》单行本,《屈大夫赋注》单行本原刻本,丁宴《天问笺》单行本,闻山东书局有,敝校教授属为物色,祈为留意”,当是受游国恩所托。《楚辞注疏长编》辑录西汉至晚清的旧注达百余种,其中引用清代山东栖霞林仲懿《离骚中正》刻本,目前只知道山东大学有藏本,可以推测是游国恩先生执教山东大学期间采入《长编》的。《宋书校勘记长编》乃王仲荦先生当年参与整理“二十四史”、分工点校《宋书》时所编撰,校勘记达9000余条,广泛吸收前人着作成果。此外,如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亦可视作长编之代表着作。长编,既是材料汇辑之体式,也是治学求问之步骤。长编的辑纂,可以较为系统、完整地掌握前人成果,对专题的比较研究、学术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曲礼注疏长编》所取十三种着述,是王锷先生与门下弟子平日参研礼学之重要读本,乃精挑慎选的历朝代表之作。就着作形式而言,有以汇辑前人成果为特色的,如卫湜《礼记集说》、甘汝来等《钦定礼记义疏》、杭世骏《续礼记集说》。有按断是非、坚持自我发明的,如郝敬《礼记通解》、纳喇性德《陈氏礼记集说补正》、方苞《礼记析疑》、江永《礼记训义择言》、王引之《经义述闻》、郭嵩焘《礼记质疑》。有二者兼而备之的,如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就学术价值和意义而言,或有保存文献之功,如卫湜《集说》,四库馆臣称为“礼家之渊海”。或关涉学术发展大势,如陈澔《集说》,列于学官,明代礼学着述深受影响。或侧重名物训释、制度辨析,如江永《择言》、朱彬《训纂》。或强调文本校订、文字考释,如吴澄《纂言》、王引之《述闻》。各有体例,各具特色。治礼学者自应兼采并观,方可见其全豹。

宋代卫湜《礼记集说》

此后,《礼记》专书之注本遂由四十九篇变为四十七篇,陈澔《礼记集说》乃其滥觞。陈澔是朱子的四传弟子,在撰于元代至治二年的《序》中谓:

汉代郑玄注本

按《大学》、《中庸》二篇本《戴记》旧文,自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伏读《钦定四库全书》虽列入“四书类”中,而《钦定礼记义疏》则备录全文,以复古今之旧。今谨遵编次,凡《大学》、《中庸》之单行者,仍入“礼类”,且以从马氏旧例焉。

清代朱彬撰,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

自宋以来始有“四书”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议。愚谓《大学》、《中庸》终是《礼记》之一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终是子部儒家之一编耳,古人多有删驳,国初亦尝欲废罢,故愚以为宜以《学》、《庸》还之礼家,《论语》并引《孝经》同升以为一经。

元代吴澄《礼记纂言》

但是,恰恰在这一时代,有人开始提出异议。祝允明率先发难: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是书合《曲礼》、《檀弓》、《杂记》各为一篇,删古本上下之目,《大学》、《中庸》二篇则仍从古本全录,以成完书。毎篇之首,各注其大意,每篇之末,各评其得失。所注多袭陈澔之文,而简畧弥甚。

《礼记详说》书首附陈澔《礼记集说序》,理学色彩极为明显,书中不录《大学》、《中庸》,仅于卷一百五十五、一百六十九存目而已。冉觐祖的看法接近宋儒,即区分《礼记》各篇的性质,评判其价值,择其精要者为我所用,故而《大学》、《中庸》即使独立亦未尝不可。冉氏还回击了诋毁《四书》的声音,故其回应对象应该不仅仅是郝敬一人,而是当时汹涌的风潮。在否定《大学》、《中庸》的背后,汉学家们的矛头所指乃四书学体系,四书学体系正是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盘,否定与摧毁四书学体系即意味着程朱理学体系的瓦解。

我们可以从《大学》、《中庸》的归属变迁中,理清与把握儒学发展的一条主要脉络。让《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由明代祝允明、郝敬首倡,清初王船山等亦持此论调,其正式重返《礼记》则是在古学兴起的雍正、乾隆时代,此时的思想界提倡尊经崇古,回归原典。《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积极的意义是恢复了《礼记》的文本完整性,再现古本之原貌,丰富了礼学研究的内涵,而消极的意义呢?晚清的朱子学者郭嵩焘即指出:“雍、干之交,朴学日昌,博闻彊力,实事求是,凡言性理者屏不得与于学,于是风气又一变矣!乃至并《大学》、《中庸》之书蔑视之,以为《礼运》、《学记》之支言绪论。”这一指摘非常锐利,令《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结果,致使此二篇与其他四十七篇降为一个等级,直接地削弱了其权威性与特殊性,导致《大学》、《中庸》所具有的理学色彩全面消退,经典地位大幅下降,其性质及研究也被经学化、礼学化了,导致“四书”的地位亦为之下降。

《大学》、《中庸》于清代重返《礼记》及思想界的动向

晦庵《章句》虽亦参错其间,意若反有未满于晦庵者。天台贾蒙又为《集解》,杂列诸家,晦庵《章句》之说又特间见一二而已。

先儒以《大学》、《中庸》两篇为道学之要,别为二书。夫礼与道,非二物也。道者,礼之匡郭,道无垠堮,礼有范围,故德莫大于仁,而教莫先于礼。圣教约礼为要,复礼为仁,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此道之至极而礼之大全也,故曰:“即事之治谓之礼。”冠、昏、丧、祭,礼之小数耳。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世儒见不越凡民,执小数,遗大体,守糟魄而忘菁华,如《曲礼》、《王制》、《玉藻》、《杂记》则以为礼,如《大学》、《中庸》则以为道,过为分疏,支离割裂,非先圣所以教人博文约礼之意。自二篇孤行,则道为空虚而无实地;四十七篇别列,则礼似枯瘁而无根柢,所当亟还旧观者也。

李惇的看法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因为注疏本虽保存了《大学》、《中庸》古本古注的原貌,然世间所通行的《礼记》读本仅存目而已,故亟需补入两篇。古学兴起,汉学家热衷考据考古,对于古经古书及金石研究的热忱高涨,而古书辑佚工作之兴盛,是时代之必然。对于本未亡佚,却被人为地割裂出原书的《大学》、《中庸》,使其重归《礼记》也是理所当然的。恢复经书古本原貌,对于汉学家来说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们的目的不仅仅限于此。汪中《大学平议》云:

《大学》与《中庸》脱离《礼记》而独立,同时也宣告此二篇脱离传统经学的范畴,成为理学之宝典、道统之渊源。朱子殁后,《大学》与《中庸》在文本上,至南宋末尚未完全脱离《礼记》,如魏了翁《礼记要义》节编注疏,亦载录《中庸》、《大学》,此书乃其《九经要义》之一,是从经学研究着眼的经文及郑注、孔疏的节录本,属于特例。而卫湜辑编《礼记集说》仍录《中庸》与《大学》,并会聚郑玄《礼记注》、孔颖达《礼记正义》、陆德明《经典释文》及程朱为首的两宋学者之学说。

北宋二程表彰《大学》与《中庸》,朱子继起为撰《章句》,将此两篇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并为《四书》。程朱认为,《礼记》一书杂出汉儒之手,《大学》、《中庸》是混入《礼记》的重要思想典籍。

卫湜《集说》采录诸家之说,而朱子《章句》仅为其中之一家,黄震感觉到卫湜对《章句》怀有不满。至于天台人贾蒙编撰的《礼记集解》仍是杂列诸家之说,而所引朱子《章句》的学说只是零星一见而已。贾蒙的《礼记集解》久佚,从黄震的记载中可知,他也仅仅是将朱子《章句》作为其所选取的二十六家说解之一而已,采录很少。黄震的潜台词很清楚,卫湜、吴蒙的书对于朱子《章句》重视远远不够,《大学》、《中庸》的部份专尊朱子一家之说足矣,但他并未提出让《大学》、《中庸》完全脱离于《礼记》。黄震在《黄氏日钞·读礼记》中,《中庸》以朱子《章句》本为主,略采诸家,间附己意;《大学》则先录《礼记》古本,再录朱子章句本,最后列董槐改本。

其实,对于卫湜《礼记集说》处理《大学》、《中庸》诸家注解的态度,黄震已提出质疑,云:

其言绝非危言耸听,朱子的《四书章句》自元代延祐年间成为科举取士的科目以来,在明代就已发生质变,沦为俗学,成为读书人猎取功名的手段,而《四书大全》的出现则将四书学本身导向了生死存亡的关口。以致于明清两代很多有识之士都对《四书》抱有深深的厌恶之感,即不反程朱,而反理学、反四书。这是《大学》、《中庸》重返《礼记》呼声高涨的背景之一。

《大学》、《中庸》重归《礼记》,可谓是清代学术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汉学家对于程朱理学的一个反动。围绕着此事的各种著述、议论及反应,也映射出了清代学术与思想的纠葛与复杂。可是,事实上《大学》、《中庸》重返《礼记》之后,汉学家们大都采取敬而远之的回避态度,并未撰作出一部在思想上能够超越朱子《章句》的注本与解释,或以《章句》为主疏解之,或是增录郑注、孔疏,仅供读书人参考而已。至清末为止,科举考试所用的及世上通行的《大学》、《中庸》的本子仍旧是朱子《章句》本,读书人无不诵习之。这场思想运动的结果,由于没有出现一个权威的注本,《大学》、《中庸》仅仅是在形式上重返《礼记》而已。

汪中力驳理学家将《大学》作为道德形上学的经典,主张此篇与其他一些《礼记》篇章的性质无异,故而应当将之归为“记礼通论”即礼学篇章之一,他从《大学》的作者与主旨两方面来完全否定其书具有的哲学性质与崇高地位,试图彻底推翻《大学》。这番露骨至极的反宋学的言论,表明了汉学家力图将《大学》、《中庸》归之《礼记》的真正目的。《大学》、《中庸》重返《礼记》,必将导致两者作为理学经典的色彩的消退及经典地位的下降。“四书”的形式将不复存在,而程朱以来理学家们苦心构筑的思想体系亦随之瓦解。方东树《汉学商兑》还指出汪中甚至认为不应立有《四书》之名,有人还屏弃朱子《集注》而禁止子弟不许诵读,可见连《四书》是否成立,《集注》是否要读,都成了汉宋学术之争的一个焦点问题。如凌廷堪云:

结语

《礼记义疏》恢复《大学》、《中庸》的举措,其实在目录学上也有一定的依据,因为历来在两篇的性质归属上并无定论。西汉刘向《别录》属《大学》、《中庸》为“通论”。关于《中庸》的著作,《汉书 艺文志》将《中庸说》归入“礼类”,《隋书 经籍志》及《旧唐书 经籍志》因之。宋元时代,《大学》、《中庸》在目录书籍分类中多被归入到“礼类”或“礼记”中,如郑樵《通志 艺文略》经类,以《论语》自为一门,《大学》、《中庸》入“礼记”,《孟子》则入“子类”,《郡斋读书志》卷一上、《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卷二皆划入“礼类”。元代《四书》学制度化之后,元修《宋史 艺文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亦承袭宋代的分类,归《大学》、《中庸》于“礼类”。进入明代,目录学典籍方始设立“四书类”,如《文渊阁书目》等皆归《大学》、《中庸》于“四书类”,清初所修《明史 艺文志》亦沿用前代惯例。但明清著述也有归入“礼类”的,如《授经图义例》卷二十将《大学》、《中庸》列入“诸儒著述附歴代三礼传注”类,《万卷堂书目》卷一归于“礼类”,《经义考》则归入“礼记类”,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则归入“三礼类”。《千顷堂书目》著录有明一代书籍,亦将训释《大学》、《中庸》之著作皆归入“礼类”,四库馆臣对此则提出了异议,并将二书的相关著作移入《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其理由是:“以所解者《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学问各有渊源,不必强合也。”意谓朱子创立的《四书》体系的《大学》、《中庸》,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乃两套学术系统,可并存同行。又,《续通志》、《皇明通志》亦列入“四书类”,《清通志》则遵从《钦定续通志》之例。然而,同时代的《皇朝文献通考》却因为《礼记义疏》的出现,并据《文献通考》的分类,重归《大学》、《中庸》著作于“礼类”之中,其书云:

原标题: 石立善:《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历程及其地位的下降

经过程朱表彰的《大学》、《中庸》在并入《四书》后,地位骤然升高,事实已不容许再留在《礼记》这样的礼学典籍中。这是对理学新经典的尊重,也显现了吴澄对程朱的无比尊崇。

学界关于《大学》、《中庸》的文本研究,一直集中两书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历代《大学》改本、补传、朱子《章句》本与阳明古本之争、《中庸》经传分离的争辨等问题上,尤其集中在《大学》、《中庸》两篇脱离《礼记》作为四书独立之后的情况。然而,迄今无人关注《大学》、《中庸》在清代重返《礼记》的事实。笔者认为,明清时代《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重要性决不亚于上述问题,本文通过详细描述并考察这两篇重返《礼记》的历程与经典地位的变化及相关问题,试论其影响及经学史、思想史上的意义。

“先儒”无疑是指程朱,陈澔认为《大学》、《中庸》已成为千万世道学之渊源,地位崇高,与《礼记》中的其他礼篇不可同日而语,必须脱离《礼记》而独立。陈澔在书中仅存篇目“中庸第三十一”、“大学第四十二”,不录经文,并注云:

孔门之《大学》、《中庸》本单篇别行,在西汉由戴圣编入《礼记》,成为礼学通论,在宋代经二程、朱子彰显而独立,与《论语》、《孟子》形成四书,遂成为理学经典,最后在清代又重新返回《礼记》。

同时,一些成于理学家之手的《礼记》类编本也都开始收录《大学》、《中庸》。王心敬《礼记汇编》取《礼记》四十九篇,以己意重新排纂,分为三编。上编首孔子论礼之言,曰《圣贤训拾遗》;次以《大学》、《中庸》;又次以《曾子拾遗》、《诸子拾遗》;又次以《乐记》。中编括《记》中礼之大体,曰《诸儒纪要》;次以《月令》;又次以《王制》;又次以《嘉言善行》。下编聚列《记》中琐节末事及附会不经之条,曰《纪录杂闻》,以《大学》为“斯礼之包络”,《中庸》为“斯礼之根柢”。任启运《礼记章句》类编全书,则以《大学》、《中庸》冠首,作为全书之“统宗”。干嘉以来,汉学家出于汉宋之争,凡所著述直以《大学》、《中庸》归之《礼记》,却不称《四书》。

陈氏之后,元明两代的《礼记》注本或礼书重编本等遂不载《大学》、《中庸》,俨然成为惯例,而多仿陈书之体例,仅存篇目而已。明永乐年间,胡广等奉敕撰《礼记大全》所用蓝本为陈澔《礼记集说》,并参用卫湜《集说》而成,《大全》自然遵守陈氏《集说》体例,不载《大学》、《中庸》。明人徐师曾《礼记集注》卷二十五《中庸》存篇目,卷二十九则载录蔡清考定《大学》致知格物补传八十六字,汤道衡《礼记纂注》从之。贡汝成《三礼纂注》之《礼记》部份分为十二卷,存《礼运》、《礼器》、《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学记》、《乐记》十二篇,不载《大学》、《中庸》。黄干行《礼记日录》仅存《大学》篇目,《中庸》篇目亦不载,汤三才《礼记新义》、姚舜牧《礼记疑问》、朱泰桢《礼记意评》、朱朝瑛《读礼记略记》等皆不载《大学》、《中庸》。

实际上,如何处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关系,在朱子学者之间也存在分歧。如清代具有代表性的两部《礼记》新疏的处理方法正相反,孙希旦《礼记集解》重视礼义、礼制及义理,其书沿袭陈皓《集说》之旧,仅存《大学》、《中庸》之篇目而不录正文,而时代稍晚的朱彬《礼记训纂》重视训诂、校勘及名物,采录《中庸》正文,并录古本《大学》正文,继之以朱子所考定《大学》。孙、朱二人皆为笃实的朱子学者,而做法却大相径庭,颇耐人寻味。

《大学》、《中庸》脱离于《礼记》,肇始于元代理学家吴澄《礼记纂言》。《礼记纂言》仿照朱子《仪礼经传通解》的体例,统合三礼,分别经传,归类“仪礼正经”、“逸经”、“仪礼传”,又以其余《礼记》三十六篇类别为“通礼”、“丧礼”、“祭礼”、“通论”四类,而不载《大学》、《中庸》。吴澄在《序》中称:

朱子《章句》。《大学》、《中庸》已列《四书》,故不具载。

馆臣严厉批评陈澔《集说》删削古经,割裂《大学》、《中庸》之举,其称扬《礼记义疏》之词虽略有谀美之嫌,但对恢复《大学》、《中庸》做出了积极的正面评价。陈澔《集说》在明清两代被奉为科举教材之一,要推翻其说、其影响,非官方而不能为。我们还发现馆臣在《四库提要》论述“礼记类”书籍时,尤其对其书是否收录《大学》、《中庸》及所收为古本还是朱子《章句》加以特别关注。无疑,这如实反映了清代中期官方对《大学》、《中庸》与《礼记》的两者关系的敏感。

黄宗炎批评宋儒视礼为粗迹,去本别寻,误入于禅佛。朱彝尊的态度虽然相对温和,但仍对《大学》、《中庸》脱离《礼记》表示出了不满:“朱子分为经传,出于独见。自《章句》盛行,而永乐中纂修《礼记大全》,并《中庸》、《大学》文删去之,于是诵习《章句》者,不复知有《戴记》之旧。”狂批朱子《四书章句》的毛奇龄亦认为:朱子的“改本虽存,犹属私藏,不过如二程所改之仅存于《二程全书》之中,不必强世之皆为遵之。而元、明两代则直主朱子改本,而用以取士,且复勒之令甲,勅使共遵,一如汉代今学之所为‘设科射策,劝以利禄’者,而于是朱子有《大学》,五经无《大学》矣!”朱子之改本仅为一家之言,而元、明以来则以朱子的本子用于科举取士,却令五经之《礼记》因此失去《大学》。李塨对经书的定义提出了全新的看法,他也认为《大学》、《中庸》应当归入《礼记》。钱曾就批评元人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将《大学》、《中庸》两篇与《礼记》通列为三经的做法。

时至清代,学界对于《大学》、《中庸》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先做出举动的是王船山,其《礼记章句》采录《中庸》、《大学》,先录朱子《章句》,再以《衍》自出己意。船山于篇首云:

《大学》、《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论语》、《孟子》并而为《四书》,固不容复厕之礼篇。

《大学》、《中庸》,《小戴》之篇也,《论语》、《孟子》,传记之类也,而谓圣人之道在是焉,别取而注之,命以“四书”之名,加诸六经之上,其于汉唐诸儒之说视之若弁髦,弃之若土苴,天下靡然而从之,较汉魏之尊传注,隋唐之信义疏,殆又甚焉!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有不少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呼吁让《大学》、《中庸》回归于《礼记》,刘宗周的弟子陈确云:“驳归《戴记》,犹是以《大学》还《大学》,未失六经之一也。而遽例以废经,尤失情实。”尽管陈确没有撰写关于《礼记》的专门著作,也曾指斥《大学》非圣经、背离孔子之道,为伪书、为禅学,但仍然主张将其回归《礼记》之中。相比之下,其同门黄宗炎《周易象辞》卷四的批评更为有力而彻底:

澳门新葡亰网址大全 2

徐世沐注文多袭陈澔《礼记集说》,馆臣在文末又评其书为“讲学家之谈经类,以训诂为末务”,可知徐氏是一位理学家,但其书却摒弃《礼记集说》以来仅存《大学》、《中庸》篇目的惯例,收录两篇古本全文。此举虽然是为了恢复《礼记》的全貌,却又不采朱子《章句》,其意图与郝敬、王船山是否相同,实在是耐人寻味。康熙初年的张怡《三礼合纂》仿《仪礼经传通解》,首《通礼》,次《祭礼》,次《王朝之礼》,次《丧礼》,其《通礼》则将《大学》、《中庸》置于卷首,《大学》弃朱子改本,而从王守仁所解古本。

《大学》、《中庸》二篇,程朱自《戴记》取出,以配孔孟之书。《大学》改正尤多,如临淮入汾阳军,一号令之,壁垒皆变。数百年来,遵而从之,无可议矣。但《戴记》中犹当载其元文,使学者知二书本来面目,并知程朱改订之苦心。今惟注疏本尚载元文,而不能家有其书,坊刻读本止存其目,学者有老死而不见元文者,窃谓急宜补刊,庶得“先河后海”之义。

可见《大学》、《中庸》在目录典籍中的归类,明代以后一直摇摆不定,存在着矛盾。可以说,《礼记义疏》恢复《大学》、《中庸》之举,引起了目录书籍在分类上的新的分歧。

案《戴记》四十九篇,其四十七篇并用《正义》等六条编纂之例,独《大学》、《中庸》二篇不拘诸例,但全录注疏于前,编次朱注于后者,一以示不遗古本之源,一以示特尊朱子之义。全录注疏古本,方识郑、孔羽翼圣籍之功,方见朱子之精心邃密,而注疏之是非得失,读者自一目了然,故不拘诸例。

需要指出的是,《大学》、《中庸》重返《礼记》的道路并不平坦,清初以来一些学者仍然遵循旧例,在训解《礼记》的著作中不收录《大学》与《中庸》,如万斯大《礼记偶笺》、李光坡《礼记述注》、张沐《礼记说略》、姜兆锡《1666—1745》《礼记章句》仅存篇目,不解《大学》、《中庸》。方苞《礼记析疑》、吴廷华《礼记疑义》皆不录或不释《大学》、《中庸》,又如礼学家江永《礼记训义择言》不收录《大学》、《中庸》,其另一部著作《礼书纲目》也仅列《大学》、《中庸》为“通礼”第十七、十八,存目并注云:“自有朱子《章句》,今止存其篇目”、“自有朱子《章句》,今亦但存其篇目。”郝懿行《礼记笺》亦存《大学》、《中庸》篇目而不解之。李调元《礼记补注》谓“原本有《中庸三十一》章,今取入《四书》篇内”、“此篇上有《大学第四十二》,今入《四书》,不载。”刘沅《礼记恒解》卷三十一《中庸》、卷四十二《大学》仅存目,云:“今仍《四书》之旧,另有论注,兹不复赘。”潘相《礼记厘编》是一部《礼记》类编本,其书分十类,《大学》、《中庸》与《学记》、《文王世子》、《经解》等三篇被编入为“大学之方类”,但《大学》、《中庸》不录经文,仅各录朱子《章句》篇题下所载二程之语而已。上述大多数人的意图不得而知,但这些遵循旧例的做法也从侧面反应了朱子《章句》及陈澔《集说》的影响之大,在一些学者心中不可动摇。

船山的《大学衍》与《中庸衍》极力反驳阳明之说,可谓朱子《章句》之传疏,但其必归《大学》、《中庸》于原书,与郝敬的意图略有不同,其意在恢复《礼记》经文全貌,以显现其书所昭示的儒家之道的整体性。但由于船山著作迟至清代后期才行于世,故其态度与做法在当时并未产生影响。船山所谓“不可以精粗异视”,即不可将《礼记》中的篇章区分为精粗高低,此言当有所指。如清初尊朱的学者俞长城就曾提出,要将《礼记》从五经中废黜,他认为《礼记》出自汉儒,其书之精粹在《大学》、《中庸》,今二篇已入《四书》,其余四十七篇特其粗者。

朱子之《章句集注》,积平生之力为之,垂没之日,犹改定《大学 诚意章》注,凡以明圣学也。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而阐明理道之书遂渐为弋取功名之路,至《大全》出而捷径开,入比盛而俗学炽,驯至高头讲章行,非惟孔、曾、思、孟之本旨亡,并朱子之《四书》亦亡矣!

《大学》其文平正无疵,与《坊记》、《表记》、《缁衣》伯仲,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于孔氏为支流余裔,师师相传,不言出自曾子。……诚知其为儒家之绪言,记礼者之通论,孔门设教,初未尝以为“至德要道”。……宋儒既借《大学》以行其说,虑其孤立无辅,则牵引《中庸》以配之。

《礼记》主要注本【澳门新葡亰网址大全】。祝允明认为《大学》、《中庸》应当归还《礼记》,《孟子》则归入子部儒家类,《论语》与《孝经》合并升为一经,即废除《大学》、《中庸》及《孟子》的经典地位,而以《论语》《孝经》取代之。祝氏之言,看似轻描淡写,其实另有目的,因为废除《大学》、《中庸》、《孟子》,就等于废除“四书”及程朱的四书学体系!

《礼记》主要注本【澳门新葡亰网址大全】。《大学》、《中庸》于元代脱离《礼记》及明代的状况

祝氏的反对仅见于言,付诸实际行动的则是百余年后的郝敬。郝敬在《礼记通解》书首所附《读礼记》中云:

卫湜、魏了翁、黄震等皆为朱子学者,由此可知,在南宋朱子殁后,作为《礼记》篇章的《大学》、《中庸》,与作为四书的《大学》、《中庸》并行而不悖。

进入乾隆朝,官方编纂的《礼记》著作对《大学》、《中庸》的处理做出了重大举措。由张廷玉等奉敕编纂的康熙帝讲筵记录《日讲礼记解义》,仍然谨守陈澔《礼记集说》以来的惯例,仅存《大学》、《中庸》篇目,注云“朱子《章句》”。然而不久之后,成书于乾隆十三年的官修《钦定礼记义疏》却将《大学》、《中庸》二篇重归之《礼记》,《大学》、《中庸》皆用古本原文,经文之后依序排列郑注、孔疏、朱子《章句》。《钦定礼记义疏》书首《凡例》云:

一些学者对官方的举措做出了反应,如李惇认为:

《戴记》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学》、《庸》,遂为千万世道学之渊源。其四十七篇之文虽纯驳不同,然义之浅深同异,诚未易言也。

京山立说,多与朱子背驰,谓先儒以《学》、《庸》二篇别为二书,支离割裂,当亟还旧观,责先儒以割裂《礼记》而不自知,其致毁谤《四书》。《礼记》四十九篇,真赝纯驳,杂然并收,先儒择其精者,令幼学急读之,及能治全经,则二篇固在,又何病乎割裂也!

郝敬强烈批判程朱抬高《大学》、《中庸》之举,认为礼与道为一,《大学》、《中庸》与其他四十七篇相辅相成,不可割裂,应当亟还《礼记》一书之旧观。郝书反对宋儒以《礼记》作为《仪礼》、《周礼》之传,过于重视《大学》、《中庸》,视之为“圣人约礼之教”、“先圣传心要典”。郝敬在为唐自明《大学原本阐义》撰写的序文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世儒疑其肤浅,别收戴圣《礼记》《中庸》、《大学》二篇,补凑为《四书》,专讲性命、明德,以为理学。夫理者里也,一事一物之里,而道者蹈也,天下古今共由之路,理隐而道显,理虚而道实,圣人言道不言理,道达于天下,即理行乎其中矣。二篇在礼,则为根蒂,礼失此二篇,则成枯槁,二篇离礼,则堕空虚。道与礼,礼与性命,非二也。”郝氏《礼记通解》卷十八、十九收录《中庸》,卷二十一收录《大学》,以大篇幅重点加以疏解。郝氏认为《中庸》之朱子《章句》大为分晓,而郑注、孔疏则孟浪无足观,其分章则依据朱子之说,略加改订为三十章;至于《大学》,则不从朱子经传之分,采用古本解之。郝敬将《大学》、《中庸》恢复到《礼记》里的做法,打破了三百多年来《礼记》著作不录《大学》、《中庸》的惯例,此举乃思想史上的一个偶发性的重要事件。

清初另一部收归《大学》、《中庸》入《礼记》的著作,乃徐世沐《礼记惜阴录》。《礼记惜阴录》成书于徐氏晚年七十四岁即1708年,其书不传,今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略窥其书之特色:

当时,宋学方面有人对归《大学》、《中庸》于《礼记》的风潮,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冉觐祖《礼记详说》凡一百七十八卷,是继南宋卫湜《礼记集说》以来的大型注释书,冉氏于卷首《礼记总论》反驳明人郝敬谓先儒割裂《大学》、《中庸》于《礼记》之说,云:

乾隆元年六月诏开三礼馆,聚集人才,全祖望、吴廷华、惠士奇等硕儒皆应招入馆,开始了一项费时十三年的大型国家事业,系统地整理阐释三礼学,这项事业在继承前代重视程朱理学的同时,还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风气,而《礼记义疏》恢复《大学》、《中庸》的特别处理,无疑广受瞩目。参与过《三礼义疏》编纂工作的杭世骏,后来以一人之力纂集大型汇编《续礼记集说》,其书采录《中庸》、《大学》古本,以郑玄、孔颖达之说为主,又引清人毛奇龄、姚际恒、毛远宗等人之说,其思路是与《礼记义疏》一脉相承的。

石立善教授

这是自元代陈澔《礼记集说》四百年来,官方的《礼记》注本首次恢复《大学》、《中庸》。这一举措的目的甚为明确:尊重《礼记》一书的完整性,保存古本的形态。不仅如此,《钦定礼记义疏》还为收录《大学》、《中庸》二篇而特别设立了与本书其他四十七篇不同的体例:

汪中与凌廷堪的态度,与明人祝允明意欲取消《四书》的看法不谋而合。清代经学的变化与特征,一言以蔽之,即五经的地位上升,而《四书》地位的相对下降。贬低《大学》、《中庸》的学术价值,使两篇重归之《礼记》,亦昭示着四书地位的下落。

几乎在同一时期,日本儒学家也提出了极为相似的看法,伊藤仁斋否定《礼记》作为经书的权威性,为秦人坑燔之余而成于汉人附会之手,《大学》绝非程朱所谓“孔氏之遗书”,乃未知孔孟血脉而熟读《诗》、《书》的战国齐鲁诸儒之作,后朱子妄分经传,为害道之尤,故而伊藤据郑玄之古本,重作《大学》定本;另一方面他还否定《中庸》的未发已发之说,视为《论语》之衍义。如此,伊藤从根本上颠覆了宋儒及道学之理论根基,罢黜《大学》、《中庸》,而独尊《论语》、《孟子》。一海之隔,而观点暗合如出一辙,足见质疑《大学》、《中庸》两篇的权威地位乃时代大势之所趋。

《大学》、《中庸》回归《礼记》的声音,直至清末仍然不衰,俞樾《取士议》云:“第二场试经义五道,仍如今制,以《易》、《诗》、《书》、《春秋》、《礼记》岀题,《大学》、《中庸》归并在《礼记》中,不必别岀试文。”在这篇讨论科举考试科目与内容的文章中,俞樾认为《大学》、《中庸》可以归并入《礼记》之中,不必单独别岀试文。然俞氏弟子章太炎的态度则更为激烈:“现在只看二程自二程,《大学》自《大学》,自然应该改还古本,又何必用朱子《章句》呢?”“若说实话,《大学》、《中庸》,只是《礼记》中间的两篇,也只是寻常话,并没有什么高深玄妙的道理,又不能当作切实的修身书,只要还归《礼记》,也不必单行了。”章氏的这番话若放在学术史上可谓是惊世骇俗,然自激荡求变的清末民初时代观之,竟是打破一切偶像与传统权威的常识了。章氏的这一论调传存至今,宣告了程朱理学的彻底没落与衰微。

《礼记》主要注本【澳门新葡亰网址大全】。《中庸》、《大学》二篇,自宋大儒编为《四书》,其后俗本《礼记》遂有止载其目而不列其文者,兹仍曲台之旧,以尊全经,以存古本,兼辑朱注,以示准绳,而《正义》等条,概置勿用。

那么,主张汉宋调和的学者对此又持有何态度呢?如翁方纲在《礼记附记》于《大学》、《中庸》着墨最多,还批评陈皓《集说》不应当删省《中庸》,谓“奚若存《章句》于《礼》注疏后,使学者备研核之为得欤!”主张载录《中庸》、《大学》经文,并将朱子《章句》排列在注疏之后,可谓调停折中之论。

其《中庸》、《大学》二篇,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殊为妄削古经,今仍录全文,以存旧本。惟章句改从朱子,不立异同,以消门户之争。盖言各有当,义各有取,不拘守于一端,而后见衡鉴之至精也。

李经纶《礼经类编》取《周礼》、《仪礼》、《礼记》合而汇之,以《曲礼》、《经礼》、《制礼》为大纲,而各系以细目,三大纲后又有《三礼通传》,合并《礼运》、《礼器》、《坊记》、《表记》及《哀公问》等篇,又冠之以《大学》,终之以《中庸》。这应当是沿袭了《仪礼经传通解 学解》收录《大学》、《中庸》的做法。明末刘宗周《礼经考次》归类篇章,援引《大戴礼记》之《夏小正》与《武王践阼》入《礼记》,并以《孔子家语》补其阙,却不录《大学》、《中庸》。在明代不仅是出于学者的《礼记》注本与重编本,甚至连坊刻白文本《礼记》也大都删《大学》、《中庸》而不载,唯独吴勉学刊刻的白文十三经本,将《大学》、《中庸》摘出而特置于《孝经》之后,可谓平衡权宜之计。像为科举而设的徐养相《礼记辑览》、杨鼎熙《礼记敬业》,像家塾讲章一类的戈九畴《杭郡新刊礼记要旨》、马时敏《礼记中说》、童维岩《礼记新裁》、杨梧《礼记说义集订》,为乡塾课蒙而作的陈鸿恩《礼记手说》、许兆金《说礼约》以及注音本的王觉《礼记明音》皆不录《大学》、《中庸》的内容,其实况可想而知。卢翰《掌中宇宙》卷八《崇道篇》“十三经条”则以《中庸》、《大学》、《易》、《书》、《诗》、《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礼记》、《周礼》、《仪礼》作为十三经。万历年间,吴勉学刊刻十三经白文本,《礼记》仅存《大学》、《中庸》篇目,却在《尔雅》后列出朱子章句本《大学》、《中庸》之白文,与十三经对等并列,事实上已形成了“十五经”。可以说,《大学》、《中庸》的经典地位在明代达到了顶峰。

本文由澳门新葡亰网址大全发布于中国历史,转载请注明出处:《礼记》主要注本【澳门新葡亰网址大全】

TAG标签:
Ctrl+D 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全面了解最新资讯,方便快捷。